今天新闻上报道，说某地警方到洗浴中心抓嫖，一名男性警察在不表明身份的情况下，强行进入一对夫妻正在洗浴的包房，拍摄了夫妻洗浴的照片，在被当事人制止之后，继续强行拍摄了第二次。新闻上说，受害夫妻已经表明夫妻关系，且妻子已经怀孕数个月，而这位警察依旧以保留证据为由再次拍照。

网间对此事批评声音极大，但截至到老马写这篇博客，当事的派出所并未有任何有价值的表态。我国扫黄抓嫖新闻，虽然会经常上到各大新闻娱乐网站首页，但多以情色尺度照片来吸引网民眼球，这次的不文明执法，一反常态，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。

在中国大陆，嫖娼一直属于违法行为。但是，关于个例嫖娼的界定，一直是执法难点。以洗浴中心为例。若男女双方一起裸浴，是否算嫖娼？裸浴的同时，涉及胸推、漫游、打飞机等项目，又是否算是卖淫？是否只有阴经与阴道做活塞运动了，才能算是嫖娼卖淫呢？若这些活动都做了，但在警方抓嫖之前，男女双方并未涉及金钱行为的话，又是否算是罪名成立呢？

数月前，某个案确立打飞机不算卖淫嫖娼的事情，便很有警戒意义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，中国大陆一直高调扫黄，实际上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界定点，来规范，什么才算是卖淫行为？因此，也便造成，部分警察为了在扫黄抓嫖中立功心切，暴力执法，强行拍摄男女性交画面等行为。以我个人观点来看，某些爆料出来的卖淫照片，并不能作为证明当事双方存在此违法行为的直接证据。这一点，与我们经常见到的香港警匪扫毒电影非常相似。

在这些扫毒电影中，警方必须当场抓住贩毒双方，并拍摄了交易场面，才能进行抓捕行动，然后将证据提交法庭，法庭才有可能以贩毒罪论处。在大陆，卖淫活动与贩毒行为类似，必须有直接的交易场面的证据，在正规法律范畴内，才能确立罪名。当下，很多情况下，男女若不认识，赤身裸体相见，便有可能被认定为卖淫行为。这从司法的程序正义角度来讲，属于执法懒惰。

关于警方扫黄的不文明行为，老马经历过一次。这话，要说出去好几年了。当年，我还住某地的城中村。村边上有一排红灯区。因为都是一个胡同进进出出，来往的久了，自然认识。一晚无事，路过某女性朋友的小店，便进去坐了坐。离开不到十分钟，一圈便衣将我围住了，直接带到警局，以嫖娼行为，威胁五千元罚款。不做亏心事，自然不担心他们的威胁，在关押四个多小时无果之后，我被释放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亲历了大量的扫黄不文明行为。

某些扫黄人员，以暴力威胁、人格侮辱等行为，胁迫被抓之人缴纳五千元罚款。若以严格的庭审程序来走，大量的缴纳罚款的“嫖娼者”均无法在司法上认定为嫖娼。女性服务者，与男性被抓者，拒不承认卖淫事实的前提下，警方可有证据直接证明卖淫行为的存在？因此，抓现行，在某些扫黄参与人员看来，尤为重要。但是，我们不得不看到一点，即使打真军，便能证明涉及金钱行为了吗？不涉及金钱行为的性行为，能够算作卖淫嫖娼吗？

因此，扫黄过程中，对被抓人员的家庭威胁，便是惯用手法之一了。你必须承认卖淫嫖娼事实云云，不然，就通知你的家人、你的领导。这种威胁，甚至于类似现在世面上常见的仙人跳的活动——女勾引男入室，然后一伙人围住男人，让其金钱赔偿，不然就如何如何。若按照司法程序来做，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。警方若主张某人有此违法行为，必须负责举证。

一旦“嫌疑人”无家庭干涉与领导威胁的话，那警方实际上将自己陷入举证尴尬。一张照片，肯定不能证明此违法行为的存在。数年前，我从派出所出来之后，给认识的那个女性朋友打电话，告知此事。她说，对不起，是我这边这个月的钱还没缴。一句话，带着多少春秋？

既然陷入举证难问题，那为何各地警方均乐此不疲呢？实际上，正因为没有明确界定，司法上的某些空白，才会给权利阶级造成很多灰色便利。新一届政府严厉打击权利腐败问题。扫黄抓嫖中的基层权利腐败问题，也尤为棘手。在司法空白的地方，权利阶级才是最大的受惠者。在今天的新闻中，我们看到这位以扫黄名气擅自闯入夫妻浴室的警察，有恃无恐，在被告知夫妻关系后，依旧敢继续拍照，便是明证。

借此，便应该回到一个根本问题上来，违法犯罪的基本特征，均是危害社会及其他人。在“卖淫嫖娼”活动中，是否存在受害者呢？性活动，作为一种服务存在，与餐馆的饮食服务，理发店的吹剪烫服务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显然，若此性活动的参与双方，均不涉及对家庭背叛等道德谴责行为的话，那这种活动，本身并不危害任何个体乃至社会。所以，根本够不上违法犯罪的基本特征。

在中国男女比例进一步失调的前提下，性饥渴问题，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问题。在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做出逐步放开二胎的政策性调整。其实，在面对性饥渴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寻找更多的法规性突破，不能仅仅为了那五千块的罚款，而造成社会巨大的性压制！不难会滋生灾难。

没别的奉献给读者的，聊聊唐朝的红灯区状况吧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