野夫坐在咖啡馆的一面红墙前回忆往事，香烟蒂被一个接一个地拧进烟灰缸。他在谈论1980年代，并将之称为“一个世纪中唯一凸显干净的年代”。

　　“你想象你是一个孩子，”这位1962年出生的作家说，“在人性扭曲的年代成长，你被捆着长大，好不容易进入80年代，那完全是被松绑的感觉，突然精神上的绳子给解开了。”他紧紧抱住自己的双臂，然后又释重般伸展开来。

　　如果仅仅将这番话视为对青春时光的缅怀，显然并不公允。在野夫的童年记忆中，母亲一直活在右派的阴影下，父亲则在煤矿上接受批斗。1980年代中期教育家刘道玉在武汉大学进行的教改惠泽野夫，使其与一批作家得以进入大学。当1990年代开始，属于野夫的浪漫而理想主义的年代已经终结。

　　野夫描述今日中国为“富裕的野蛮国家”，“物质”且“拜金主义”——尽管他并非市场经济的失败者，恰恰是由于出版业松动，他才在出狱后成为书商，摆脱生活困境。但显然，他更愿意用精神而非物质判断一个时代是否丰沛。他仍旧怀念1980年代，那时人们清晨就在新华书店前排队买萨特的书，谈论哲学、诗歌、爱情。或许正因如此，他将自己最近出版的小说命名为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，并在代跋里写道：

　　“怀旧，是因为与当下的不谐。我这一代人之所以始终无法超越80年代，也因为那个光辉岁月，给了我们最初的熏陶和打磨。那些被发配流放和无视的长辈，都活在那时。他们给了我们认识世界的遗训，使得我们不再蒙昧于天良。而今，那一代已经凋谢殆尽，而我们也开始要步入残阳斜照了。”

　　那会儿以谈诗为时尚，现在谈诗大家觉得有点傻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　　问：你将1980年代放在新书的标题里，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意思?

　　野夫：首先我们这一代60后的青春正好是80年代，在个人记忆中青春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。但更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青春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，我把80年代定义为20世纪唯一美好的年代，因为从辛亥革命之后所谓的军阀混战，到外敌入侵，整个国家都在战争状态中。到了四九年之后国家貌似统一了，战争仿佛结束，但是无数的运动又开始了，一个接一个的运动。比如说，饥饿、反右、“文革”。整个80年代突然把绳子给你解开了，你精神上的绳子也解开了，你身体的绳子也解开了，也开始吃得饱了。

　　80年代的中国才开始讨论文学要不要有人性，过去都只去谈阶级性。回归人性的生活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太正常的一件事，但80年代那是全国的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。

　　每个人充满激情，又充满纯情。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这么多物质诱惑，人与人之间从“文革”期间的互相残害，互不信任，到开始互相传递爱，每个人互相鼓励说真话，充满着理想要改造这个社会。我在小说中用了很多词来形容那个时代，那时坐下来喝酒就谈诗歌，谈文学，谈社会，那是你无法想象的年代。

　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。像今天崇尚名牌，崇尚香车宝马，我们那个年代崇尚诗歌，而诗歌是最没用的东西。那时新华书店没开门(我们)就守着排队，萨特的书一印出来，全国发行50万册。那会儿坐下来一谈，你没读过萨特，没读过尼采，没出息，是这样一个时尚。

　　问：很奇怪，像“文革”有整整10年，造成了那种伤疤这么快就修复了，大家已经不恐惧了，彼此之间开始信任，这是怎么做到的?

　　野夫：可能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，一个时代坏到极致，大家自我良知都要觉醒。

　　问：当时，刘道玉校长怎么把你选到武汉大学的?

　　野夫：1985年刘道玉搞教育改革，就在武大招作家班。这个班的概念是凡没有本科文凭，但已经在社会上有创作成绩的都可以来报考。报考资格是交一部(已发表的)作品，然后还考文化课。我们当时考政治、英语，文史哲的一张通卷，然后再就是一张文学通卷。文化课考试在打分上只占40%，交的那批作品评分占60%。

　　武大是80年代特别活跃的一个大学，活跃程度超过全国很多大学，刘道玉校长思想非常开明，当时学校自由空气也非常好，聘请校外很多名人来讲座，很多学生都扒着窗户在那听。

　　易中天上课我记得最清楚，里面没有空的，好多人都拎着寝室配的小板凳去，走道上全部是人，最后窗户上趴人，就这样听课，今天我不知道大学还有没有这样的景观。我们喜欢他，因为他敢冷嘲热讽。

　　问：嘲讽谁?

　　野夫：时事。他那个刀子嘴，那会儿就已经非常吸引人了。那也没谁管他，也没谁打小报告。

　　易中天好玩，他开课讲《文心雕龙》，不考试，每个人自己下去写一篇文章交给他，就作为考试。我听课他并不认识我，他在台上，下面几百人听他的课，他哪儿知道我。当时我欣赏这个老师，有心想要交他做朋友，唯一的手段只有让他记住我，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交上去，易中天给了我95分，然后就让学生干部请我到他家去做客。

　　问：我看过那段，他家没有客厅，你俩只能坐在床边聊天。

　　野夫：很小的房子，从此就成了莫逆之交。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。

　　问：我记得有句说80年代的话，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尿都来不及，每天都在想创新。

　　野夫：我在武大就曾经为了创新而创新，写了一个小说叫《迷失》。那会儿写在稿纸上，叙事在2/3的这一边，右边是诗歌，排着占1/3的版面，等于说这个小说就像音乐的副调，一边叙事像主旋律，一边诗歌是和声。当时校刊要发表，请易中天点评，他专门约我去谈话，说这个小说确实这种形式现在没有，创新很有意思，故事元素也太好了，但是你没写好，就这样发表可惜了这个题材，所以我(易中天)不仅拒绝给你写评论，而且建议一定要修改过后再发表，否则浪费了这个题材。这个手稿我一直保存到今天。

　　问：北岛有一次说70年代其实是潜伏期，上山下乡之后那一段对青年的思想管控其实比较小。

　　野夫：这个言之成理，“文革”最残酷的是前半段。“文革”后期，尤其是林彪外逃事件，中国人连精神层面都垮了，70年代的人开始思考，反思前几十年的中国道路，然后开始到处找书读。

　　当然北岛也好，王朔也好，这些北京作家，他们得风气之先，因为最早其实在70年代人民出版社都有内部发行的书籍，他们最先看到，当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些书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阅读这些书了，那当然在80年代爆发就比我们来得快得多。我到1979年第一次读《基督山伯爵》，那时早已经从批判江青那些文件知道江青看这些书，后来终于有一个干部从武汉带出来了，借给我们寝室。我们有4个人想读，但只给我们24小时。我们4个连轴转，我读完第一册已经到晚上9点了，把你叫起来，你读，然后我又开始读第二册，读完到3点叫另一个，就这种。

　　本质上不太一样，就是整个精神层面是颓废的。

　　问：有人说80年代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，因为基本上知识分子的思维都具有公共性，你怎么看?

　　野夫：不能说所有的，但80年代确实很多人有天下情怀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改造它来的。今天这样一种东西变成了被人嘲笑、诬蔑的东西。这是这个民族应该值得敬重的一种情感。这个民族有问题，有担当，有责任感，有追求，有理想，这个民族才有救。如果大家都没有了，网上我们见更多是谈谈美食，秀秀名包，秀秀走到哪的风景，歌颂集权，这个民族有什么救呢?要么变成郭美美，要么变成司马南，这个民族就彻底毁了。

　　问：你在1990年入狱?

　　野夫：对。

　　问：然后1995年出来。那个时候能适应外面的生活吗?

　　野夫：很不能适应。80年代口袋藏一个牙刷，就可以到朋友家混吃喝。朋友见到了，就在路边摊两个凳子一个炉子，就一碗炉汤喝酒，大家特别开心快乐。等到1995年出来的时候，朋友首先请你上餐馆，请你上完餐馆后说，哥们儿洗个头去吧。洗头就是提供性服务，朋友之间请小姐的。

　　我有一个未完稿，叫《我不是归人》，现在还没有时间把它写完，就是释放了貌似回家，实际回不到这个社会。你无法想象这样的感觉，没有方位感，整个时代的火车已经过去了，就像我小时候，荒山野岭一个人，你走。